介绍十款高仿古驰皮带多少钱(宝马皮带多少钱)

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高仿古驰皮带多少钱，以及宝马皮带多少钱高仿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从七里铺、十里铺看中国的邮政之路

/白光华

在丰县县城东七里路的地方有一个村落，名字就叫“七里铺”；在城南十里的地方有一个村落，称之为“十里铺”，现分别隶属于凤城街道办事处和孙楼街道办事处。

“七里铺”由来已久，原名“留村铺，占地五亩；“十里铺”之名则是由“屈房村”更改而称。

除此之外，县内在清末之时还保留有“周村铺”，在县东十五里，占地三亩五分；“新村铺”在县南二十五里，占地二十五亩；“棠村铺”在县西南二十五里，占地七亩；丰县“急递总铺”位于县城南大门内。

所有这些，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丰县志·铺舍·村集》中均有记录。从这些名称的由来和它们的地理位置，可以揭示一段悠久的历史和故事，以及由它们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这里的“铺”字，并不是现代人们所认知的“饭铺”、“药铺”之类的铺舍，而是中国邮政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急递铺”。

“急递铺”的正式定名源于北宋时代，它是在早期驿站的基础上，更加职业功能细化后的产物，也是中国邮政事业更为专业化的标志性象征。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世界上许多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之国，多数未能继续维持下去，其原因是随着文化重心的转移而转移，唯有中国这个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从原始社会到形成国家体制，在五千多年的文明传承中，依然屹立于世界之林，很大的原因在于她的包容性、传承性、延展性和先进性。

古往今来，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邮政史，诸如公元前六世纪时波斯帝国四通八达的驿道通信网，全程3000余公里，通过驿站信差们的日夜兼程，只要七天时间即可抵达；古罗马首都连结四方的宽阔大道，给人们留下了“条条大道通罗马”的千古名言；希腊英雄斐力庇第斯狂奔42195米，回到雅典报告前线战胜波斯入侵的喜讯，给后人留下一项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马拉松比赛项目。诸如这些通信方式，都是外国邮路的精典贡献。

中国古时各个阶段对邮政的称呼是不同的，周代称之为“传”或“驲”（rì日）；春秋战国时称之为“遽”（jù巨）或“邮”、“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称之为“邮”；汉代称之为“驿”；魏晋时“邮”、“驿”并称；唐代时又把“驿”称之为“馆”；宋时则出现新的名称——“急递铺”；元代按照蒙古族的称谓，叫作“站赤”；明代又把元朝时的“站赤”统称为“驿”；清代将“邮”、“驿”合二为一；现代称之为“邮政”，则把此前的古代邮政事业称之为“邮驿”，或称为“驿站”、“邮传”等等。

在我国的古代，之所以把邮政工作称之为“邮”和“驿”，从其分工的性质而言，是有其严格区分的。按照汉代著名学者许慎的《说文解字》所说：“邮，形声字。境上行书舍，从邑垂。垂边也”。学者认为：“邮”是指古代边陲地区传递书信的机构；“驿，置骑也。从马，睪（yì义）声。”“驿”是专指古代用车、马作为工具，传递官方信息文书的机构。“邮”和“驿”在传递方式和职责分工上是有差别的，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是存在差别的。

一、先秦时代

展开全文

我国古代的通信由来已久，其表达方式也各有不同，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通信的方式也在随之进步，这是历史进程上的必然趋势。在尧舜时期的禅让时代，其表达意愿的方式既原始又开明，不分人群，不分阶层，均可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

据《古今注》记载：尧帝曾设置“诽谤之木”，专门用于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这种“诽木”形似后世的华表，或者说后世的“华表”就是“诽木”的传承与弘扬。它是用一根横木交叉固定在一根柱子上，树立在京城的各主要路口上，让人们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悬挂在这根柱子上，并派专职人员收集悬挂在柱子上的意见和建议，最后汇报给帝王处理。这大约就是我国最早收集群众意见的方式方法，也是上古时代最原始的通信方式。“形似桔槔（gǎo皋），大路交衢悉施焉”（《古今注》），表明这种方式的普遍使用。尧帝时很注意道路的修整，为了交通的通畅和便利，他在都城平阳（今山西临汾境内）修了一条通衢大道，称之为“康衢”，后来改此地为“康庄”。现在，我们常说的“康庄大道”一词即源于此。

当虞舜承接尧帝的禅让之后，沿袭以“诽谤之木”纳言的方式，并形成为政治制度，设立专职的纳言官，成为“明通四方耳目”，让这些官员“夙夜出入”，到各地去听取百姓的意见，并把帝王的旨意传达到百姓之中，人们称这些官员为“喉舌之官”。

当今时代，人们把各类媒体及各级宣传部门的职员称之为“”，其源因即在于此！实际上，“喉舌之官”就是上传下达的通信之官，纳言制度也就成了交流意见、下达指令的通信工作，刻木记事则成为数千年前母系社会的通信工具。

到了公元前21世纪的夏王朝时期，中原地区已进入奴隶社会。此时的交通工具已较前有了很大发展，古书上已有了“夏后氏二十人而辇”（niǎn撵）的记录。我们可以设想，若没有足够宽阔的道路，何以能够用20个奴隶为之拉车前行呢？《左传》曾引用上古文献《虞人之箴》之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说明大禹在治水之时，将全国划为九州，分而治之，并修成了“九州通衢”的九条大道；同时，并制订了对九条大道的管护与养护制度。《夏小令》记载：“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是说在农闲九月、十月，对所有道路、桥梁进行修整养护，保障其畅通无阻的良好性；也正是因为有了道路的完整性，才使得帝王的旨令得以迅速有效地传达落实。《史记·夏本记》载：在夏王朝统治的东到大海、西至大漠的范围内，“声教讫于四海”。这时，夏王朝的通信方式也有了新的更多的提高和进步；如《夏书》之说：有一种宣布命令的方式，即在每年的春三月，由被称为“遒人”的宣令官手持木铎，在各交通要道宣布的号令，这是我国最早下达国家公文号令的方式。同时，夏朝对其它工作种类均分别设立了相应的专职官员，如管饲养的“牧正”、管庖厨的“庖正”、管出行的“车正”，等等，大禹治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jú）”（《史记·夏本记》）的记载，表明这时已有多种交通工具可供使用，使得通信工作已较前有了更多的方便。

随着社会的进步，在信息传递中也有了新的发展，“声”、“光”传信在商朝开始启用。在王子年（王嘉，字子年。东晋时陇西安阳，即今甘肃渭源县人）的神话故事《拾遗记》（《拾遗记》又名《拾遗录》、《王子年拾遗录》等，收集古代汉族人的神话、志怪故事）中记载：昏暴的商纣王想吞并相邻的诸侯国，于是命令宠臣飞廉到邻国搞颠覆活动，并约定在当地点燃烽火为号；纣王登台看到烽火信号后，立刻派兵前往，灭掉那个邻国，俘虏其民，抢掠其妇女，供己淫乐；最为著名的烽火故事，则是西周末年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致使江山覆灭，这些都表明在中国早期已开始利用“声”（击鼓）、“光”（烽火）传递信息。至西周时期开始建设完整的邮政系统，在邮传驿道上沿途设置休息站。《周礼》记载，在当时国家的驿传大道上，每10里设“庐”，庐有饮食；30里称“委”，委有宿处；50里设“市”，市有候馆；接待往来的信使和宾客，一些较为讲究的市馆，用于接待来往的高级信使。西周建立有一整套自上而下的邮驿通讯管理系统，在天官冢宰（六卿之首，总管全国大事。“百官总焉，则谓之冢，列职于王，则称大。冢，大之上也；山顶曰冢。”故又称之为“天官”）的统一领导下，有秋官司寇（主管刑狱的大臣）负责日常的通信，夏官司马（掌握军政、军赋的大臣，常统帅六师、八师出征）负责紧急文书，地官司徒（负责主管征发徒役，兼管田地耕作及其他劳役的大臣）负责沿途馆驿的物资供应以及交通凭证、道路管理与养护等等；司寇之下还有一系列负责日常事务的专职官员，分设大行人、小行人、行夫等职务，其中“行夫”就是具体管理来往信函、信使的执行官。

公元前770年，我国历史进入“东周时期”。在这一时期，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为“春秋”阶段，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为“战国”阶段，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换的关键时期。由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日益强大，他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地大力振兴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基础迅速发展，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也进一步完善和提高。西周中央王朝与各诸侯国竞相建设国道、通信设施和邮驿馆舍，设施条件、服务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一度将驿站、馆舍作为国家文明程度的标识，使之在政治上促成了各国之间的多次结盟。这一时期有一个标志性的发展变化，就是“单骑快马通信”的开始。《左传》记载：公元前540年（郑简公26年）秋天，郑国的公孙黑叛乱，正在都城远郊办事的相国子产闻讯，立即赶回。因为怕乘普通的车赶不上平乱，他临时改乘单骑的“遽”归来，这个“遽”便是当时邮驿中新出现的速度最快的单骑通信设备。驿站接力传递的记载也是出自《左传》，公元前541年（秦景公36年），秦景公的弟弟鍼（“针”的异体字）去晋国，在秦、晋两国之间开通了一条邮驿大道。每隔十里设置一舍，每辆邮车只需距十里，便可交给下一站的邮车；这样一段一段地接力下去，共历百舍，即可到达从秦国都城雍（今陕西凤翔县）至千里之外的晋国都城绛（今山西绛县），这种方式已远胜于单车的千里奔波之行。

二、秦汉大一统时代

公元前22年，秦王朝的建立实现了全国统一，也是我国封建中央集权时代的开始。秦始皇远见卓识地制定了统一文字、度量衡、车同轨、道同度的政治制度，对后世形成深远的影响；同样，在邮驿制度上也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虽然秦王朝的存在仅仅十五年，但他犹如建设万里长城一样，以惊人的努力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交通和通讯网络。驰道是秦王朝交通网的主干道，它以都城咸阳为中心，“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驰道的规模蔚为壮观：“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按一步五尺计，五十步约合二十五丈、八十米；三丈约十米栽松树一棵，可见一路上松影婆娑，整齐美观，这样的大道通达全国，足可见其工程之巨。为防北方边关侵扰，另有一条专为抵御匈奴所需的“直道”，相当于现今的高速公路，全长1800余里；从咸阳北的云阳开始，途径黄河，直达今蒙古包头市的秦九原郡，这条路由著名大将蒙恬指挥修建，为后世防范匈奴入侵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在南方还修建了直通两广、云贵的新道，为全国构成宽广便捷的交通大动脉。

在这些宽广平直的大道上，沿途设置有驿站、离宫、馆舍以及军事设置。秦王朝建立后，一改先秦时期对邮驿所形成的“遽”、“驲”、“置”等不同称呼，统一称之为“邮”。从此，“邮”便成为全国通信系统的专用名词。但由于对邮政信函的传递方式不同，又区分为“邮”、“驿”、“亭”等不同形式的称呼——一般对近距离的信函，是用人工步行传达的，沿途设有固定的传递方式和休息、吃饭的场所，这些场所称之为“邮”或“亭”；按秦制，邮路为三十里一传，十里一亭，亭中设有食宿、歇脚之所。但是，“亭”中可住可不住，多是用于临时歇脚休息之所。古人常用“十里长亭相送”、“送军千里，终需一别”，来形容和描绘人们依惜送别的场景，就是说的这种长亭，刚好是人们步行一站路的歇脚之需。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刘邦押送役徒饮酒休息的“丰西亭”，同样也是这种性质的驿站。丰西亭位于丰县城西三十里的丰西泽中，元朝官员傅与砺专有《丰西亭》诗句记其事：“遥山（丰县境内的东华山，位于丰城东南三十里，今华山镇驻地）寂寂对危亭，坏础倚沙柳自青；四海久非刘社稷，千秋犹有汉精灵”。这里的“亭”有别于刘邦所任泗水亭长中代表区划体制的“亭”之意！当信函、邮件需要用马匹传送时，邮路上的歇脚点称之为“驿”；同样，由驿站负责供给人吃马喂之所需，以及更换马匹、车辆之需。秦朝维持时间虽短，但他的改革力度、建设成就以及通信系统的完备，对于巩固政权、实施中央集权，都起到极为重要的帮辅作用！

历史传承到汉代，汉承秦制，完善改革。在秦朝制定的制度基础上，邮驿制度同样得以发展和提高。刘邦建汉之初，就十分重视邮驿设施的恢复与完善，使之保持从中央到地方的信息畅通，使各种政令和军令及时快捷地传达到各个部位，有力地支持了新政权的巩固和健全。诸如在刘邦平定淮南王英布叛乱之时，就是得益于英布手下将领贲（fèn愤）赫利用“乘传”快速及时地将情报送达长安；后来，樊哙受卢绾影响有反情，刘邦也是即刻派陈平“乘驰传”，带领周勃及时接管了樊哙的兵权，制止了一场内哄的流血事件。同样，汉景帝之时发生的“吴楚七国叛乱”，大将周亚夫奉命讨伐叛王。为了迅速抵达前线，他是乘坐“六乘传”及时赶到，有效地扼制了事态的扩展；“七国叛乱”的首谋吴王刘濞被处死之后，也是利用“驰传”将他的头颅传遍全国各地，昭示天下，以儆效尤！

汉代邮驿的主要作用多是体现在边塞国防事务上，一些重要紧急的文书，都是靠邮驿的传送。汉武帝时，大将军李陵率部北征，兵至受降之城时，他立即通过邮传向武帝报告喜讯；桑弘羊建议在西域轮台地区实施屯田制，也是准备通过邮驿来密切和西域之间的关系，加快东西方经济、文化往来，近而使“丝绸之路”更加通畅。经过几代汉皇的积极努力，使汉府在西北地区的邮驿事业十分发过，形成“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贾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荣景象。由于当时西方的罗马帝国同样处于鼎盛时期，沿途“列置邮亭”，使东西方之间的诸国商人、使者，从东汉边境顺利到达罗马帝国的首都（古意大利的一个城邦，公元前5世纪至3世纪建立共和国），才有了后来的“条条大路通罗马”之说。

汉代邮传制度的最大进步就是将“驿”和“邮”分别设立，形成两种工作性质分明的邮路。由于自西周、春秋、战国以来所盛行的“马拉车传”的通信方式逐渐被淘汰，“骑马传书”的长途通信更为简便快捷，渐次成为主要的通信工具，随之而来便是围绕这一通信方式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和完善。汉初邮传制度中一个常见的名称曰“置”。东应劭在《风俗通》中说：“改邮为置。置者，度其远近置之也。”也就是说，把原来称之为“邮”的通信设施改称为“置”，而且按照距离的远近，合理设置休息、饮食、住宿、传递的场所和机构，为保障通信畅通服务，这些都是为步行传书的短途通讯所设；“驿”的名称在两汉时期更为普遍的出现，其具体时间约在汉武帝之后。由于汉武帝将治政理念由“清静无为”转为“积极有为”，大肆的土木工程、四处巡游和穷兵黩武，把几代人积累的财富毁坏殆尽，“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的富庶状况一去不返，从而使西汉开始走向没落！由于武帝之后的经济状况十分困难，加上用车马传送信函过于笨重，无形中增添了许多的耗费，因而快捷简便的单骑送信就应运而生，随之成为主要的传送工具，“驿”得以正式命名，“传”的作用在慢慢被淡化；但仍有一些“传舍”的名称和驿站仍在作用，只是大部分用于接待过往的官员和外国来使之类以及人数众多的团队，所以就出现了“驿传”、“驿置”之类的称呼，其工作性质就成了国家的招待所。

“驿置”是专门用于长途传递信件、文书的基础设置，汉朝时期的重要文件和紧急公文还是由驿置传送，这样可以多派些人护送，比较稳妥安全，有一定的安保措施。这种驿传通常都是以轻车快马为主，驿与驿之间的距离一般是三十里，因而称之为“一置”；在这里可以休息，可以吃住，可以换马换车，但不可换人。所以，邮差信使是肩负着重要职责的，不敢有半点的疏忽大意；否则，在封建社会时代，稍有不慎，是会被砍头的！

汉代除了以马传书的“驿置”之外，还另有“邮”路供人工步行传达短途信函的方式，管理这种送信方式的机构就称之为“邮亭”。同样，“邮亭”也是专门提供邮差吃饭、休息或转送信函的场所；这种邮亭在汉朝还是十分普遍的，大量的普通信函业务都是由邮亭完成的；在这里，除个别特殊的信函由专人一直送达到收信人之手外，大多数信函都是分程传送的，即一站接一站地传递下去，而不是专人送到底。《汉旧仪》所载：“十里一亭，五里一邮；邮人居间，相去二里半”。这就是说，大体上邮与邮之间的距离为五里，亭与亭之间的距离为十里；邮亭上的信差在两邮之间“二里半”的地方接力即可。有学者考证，在当今的河北境内尚有“二里半”的地名存在，大概就是古代邮亭制的遗风所见！

三、宋元时代“急递铺”的产生与发展

公元960年，赵匡胤创立北宋王朝，在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基础上，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积极医治五代十国所留下的战争创伤和分崩离朽的社会面。邮政事业的发展也是重中之重，它能够保障各种政令和信息及时地上传下达，是中央的耳朵和眼睛，所以历来受到重视。

当时的宋朝与北方的辽国往来频繁，从雄州的白沟驿（今河北雄县白沟镇）到辽国的中京大定府（今辽宁的辽城）、上京城（今内蒙古的巴林左旗），其中经过新城、涿州、良乡、全沟馆、新馆、如来馆、铁浆馆、通天馆等等，驿馆接锺，驿务繁忙。

苏轼（苏东坡）的弟弟苏辙曾作为出使辽国的信使，在途经燕京（今北京市）食宿时，写有著名的《奉使契丹二十八首·渡桑干》诗文，描述了宋、辽两国之间通信、通商的繁忙景象，以及发生对抗战争之前两国人民之间的真挚感情和信使的艰辛：“北渡桑干（桑干河起源于山西省北部宁武县管涔山的分水岭村，由源子河、恢河在朔城合流而成，进入河北境内后为永定河的上游，相传因在每年桑葚成熟时河道干涸而得名）冰欲结，心畏穹庐三尺雪；南渡桑干风始和，冰开易水（河流名。在河北省西部易县境内，分南易水、中易水、北易水，因荆轲刺秦王易水送别而出名）应生波。穹庐雪落我未到，到时坚白如盘陀；会同出入几十日，腥膻酸薄不可食。羊修乳粥差便人，风隧沙场不宜客；相携走马渡桑干，旌旗一返无由还。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相送桑干上，欲话白沟一惆怅”。

在加强北方联络的同时，对西南地区的云、贵、川，西北地区的陕、甘、宁，都建起通联的渠道，如利州路（治所在四川广元）转运使、工部主客郎中李虞卿主持修建的白水驿路，从凤州河池驿（今甘肃徽县）至兴州长举驿（今陕西略阳白水江镇），全长六十余华里，然后进入四川，沿途设有阁道2309间、邮亭设施389间；在甘肃境内著名的兰州浮桥、安乡浮桥（今临夏境内），都是为了沟通驿路所营建的重大工程。同时，宋代还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开辟了“水驿”和“驼驿”、“驴驿”等通信渠道，至今的敦煌壁画中还留有一幅《宋代驼运》的形象画卷；宋太宗（赵光义，公元976年—997年在位）执政时，在湖北江陵至广西桂林之间，利用水路设立了若干个“水递铺”，沿江数千户的渔民、樵夫就成了“水递铺夫”。

“急递铺”一词的产生即源于宋朝，它是陆路邮驿的一种形式。按宋代著名科学家、文学家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的记述，宋朝的邮驿传递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步递，二是马递，三是“急脚递”。“步递”主要用于一般文书的传递，其主要方式是以步行接力传递，这种传递方式往往包含有一些沉重的物资运送，因而其传递速度较慢；“马递”的方式主要用于紧急公文的传送，一般不传送笨重的官物，由于所用马匹多是从军队挑选剩下的老弱马，所以不是最快传递紧急公文的方式，因而从北宋时期开始，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快速传递公文的邮驿方式——“急脚递”。

“急脚递”的方式大约始于宋真宗（赵恒，公元997年—1022年在位）时期，最初只是用于军事上的军情传递，据说可以“日行四百里”。在北宋真宗时期的对辽战争、神宗时期的对交趾战争、对西夏战争等，都有使用“急脚递”的信息和更换“递夫”的场所，这就称之为“急递铺”。

为了保障“急脚递”的快速通道，宋神宗时设立了“金字牌”的“递夫凭证”，凡遇到手持金字牌的递夫，所有人等必须为之让道。据史书记载，宋神宗时与西夏之战，西夏发兵80万围攻西北重镇兰州，情形万分紧急。为了使军情神速传达，朝廷下令用金字号牌传递，信息直通皇帝，递夫不再按平时手续走普通递铺。金牌用一尺多的木牌，外面涂以朱红油漆，上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八个大字。沈括的《梦溪笔谈》形容：“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所以，这种金牌递夫方能以最快的速度送达目的地，要求日行四百至五百里。

南宋时期发生的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在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用这种最具权威的通信方式，以十二道金牌催逼岳飞退兵，强行阻止他对金兵的进攻，彻底断送了抗金斗争的大好形势，同时也铸就了大宋王朝的彻底灭亡！此外，还有青字牌和红字牌的传信凭证。青字牌是木制雌黄底写青字，规定“日行三百五十里”；红字牌为木制黑漆底写红字，规定“日行三百里”。不论何种字牌，均可见其传递速度之快捷，同时也是可见“急递脚夫”的路途之辛苦。

如果说宋朝还只是将这种传递方式用于特殊线路或特殊背景的话，到了元朝时，这种“急递铺”已在全国普遍铺开，除了极少量的公文仍通过“驰驿”传递外，绝大部分公文皆由这种“急递铺”传递。元朝的急递铺一般在10里至25里设置一处，即步行1～2个小时的路程。每铺配置的标志物有：十二时轮子一枚，红色门楼一座，牌额一枚；铺兵则准备夹板、攀铃各一副，红缨枪一支，行旅包袱和蓑（suō梭，用高粱叶编织的防雨披衣）衣各一件，保证任务到达时的风雨无阻。《元史·兵志》记载：铺兵走递时，“皆腰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赉（lái来）文书以行。夜则持炬火，道狭则车马者、负荷者，闻铃避诸旁，夜亦惊虎狼也。”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卷二》中详细描述了中国铺兵传递公文的状况：“在各个邮站之间，每隔约五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小村落，这里住着步行的信差。他们身缠腰带，并系上数个小铃，以便当他们还在很远的地方时，听见铃响，人们就知道驿卒将来了。因为他们只跑约五公里，从一个步行信差站到另一站，报知他们的到来。因此使另一站的信差有所准备，人一到站，便接过他的邮包立即出发。这样一站站依次传下去，效率极为神速，只消两天两夜，皇帝陛下便能收到很远地方的、按平时速度要十天才能接到的消息。碰到水果采摘季节，早晨在汗八里（今北京市）采下的果子，第二天晚上便可运到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兰旗上都镇闪电河之北），这在平时则是十日的里程。”

时光荏苒，岁月流淌。中国邮驿经过几千年历代王朝的开拓与创新，经过一代代的改革与发展，使之得以不断完善和提高。邮政事业为国家的文明昌盛、社会的进步繁荣、人民的安康幸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树立了无可挑剔的丰碑，值得我们记忆和留恋。通讯事业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其速度、其能力、其范围，已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想象空间，更非前朝先人们所能企及。但是，正是有了前人的努力，有了前人的楷模，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突飞猛进！当我们回首往事，反观中国邮驿事业发展的漫漫长路之时，我们仍就赞叹前辈们的智慧和坚韧，敬仰前辈们的远见和卓识！所以，犹如“七里铺”、“十里铺”这样的历史记忆，这样的历史印痕，我们仍将铭记不忘，我们仍将温故而知新！

本篇主要参考资料：

1、清·光绪二十年《丰县志》；

2、臧嵘的《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

3、朱静的《古代官方的邮驿》。

作者：白光华

编辑：李国旗

来源：微信公众号 丰县人网